王笛：挖耳匠对儿子的未来规划 - 日常的史诗

成都茶馆。视觉中国|图

2000年7月的一天，我去了大慈寺，在里面的大慈庄和文博大茶园坐了好几个小时。

大慈寺是成都有名的寺庙，建于魏晋时期，在唐宋规模达到极盛。里面有精美的壁画，明末大慈寺毁于战火，清末重修，但是规模大大缩小，室内的壁画也没有恢复。在整个清代和民国时期，这里的香火十分兴盛。

1966年，我家从布后街2号搬到了东风路（今天的大慈寺路），就在大慈寺的对面。东风路是成都新开辟的一条大道，从人民南路（今天的天府广场）开始，过总府街、春熙路、东风大桥、水碾河，一直到五桂桥，进入到工业区。再继续往前走就是龙泉驿。虽然这条路很长很宽，但是车其实并不多。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晚上还经常在大马路的路灯之下打羽毛球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大慈寺成为成都警备司令部驻扎地，进进出出都是军人。正是由于军队的长期进驻，大慈寺的建筑没有遭到进一步的破坏。但和成都的文殊院、昭觉寺不一样的是，大慈寺因此很长时间没有和尚和香火。1982年开始，那里成为成都市博物馆办公的地方，并在1984年对外开放。 那个时候成都市博物馆在大慈寺的几个大殿也有一些展览馆，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若干茶馆，特别是文博大茶园，充分利用了大殿的回廊和院落，还有藤蔓架子、树荫下面，都是品茶的好地方，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情调的茶馆。那里所用的有扶手的竹椅、木桌，外加三件套的茶具，都是过去成都老茶馆的标配。

四川省文联的一些老先生，退休后都喜欢在文博大茶园聚会聊天，像流沙河、车辐等著名作家文人，都是那里的常客。我父亲退休以后的许多年里，每周也有一天固定的日子，在茶馆与同事们碰面。

在大慈庄茶园门口地上，立有个牌子：“大慈庄，茶、饭、棋牌，10-15元，耍一天，时间：8：00-22：00”。另外，后面还有一个固定的大招牌，上写：“大慈庄，亭苑风格，环境优雅，酒菜飘香，欢迎惠顾。主营：川菜，棋牌，茶，零餐，包席，丰俭由人。”然后是营业时间和订餐电话。

这种到茶馆聚会的模式在成都非常流行，花钱不多而且方便。喝茶、聊天、打麻将都包括在内了，只不过10块钱到20块钱。大家聊天吃午饭，喜欢打麻将的，午饭以后还可以打打麻将，这样既联络了感情，也有了娱乐。

这是一个茶饭一体的茶园。走进圆形拱门，里面为一院子，左边有一小水池，上有一亭，里面有一牌桌，木椅子若干，池内有鱼。

右手是一搭有藤架的回廊，下面有八九张麻将桌。现在正是中午，客人都去里面餐厅吃饭了，整个园子无人喝茶打麻将。

迎头见一四十岁左右穿黑衣的妇女，问吃饭吗，还是喝茶？答喝茶，有三元、五元等。各桌都放有麻将。她说大家都在室内吃饭。我从玻璃窗可见里面坐满了人，围着五六张八仙桌吃饭。我问：10-15元包吃、包喝茶，便宜呀。她说是呀，没有多大赚头，而且从早忙到晚。看来她是老板，招呼一旁一个农村模样的年轻女人泡一碗茶。看来老板很忙，说了一声请慢慢喝，便忙去了。

据那个女服务员说，每天有人送鱼到此，便放入池里，这样可以保证饭厅每天的鲜鱼。一会儿，我便见一个师傅从池里用网捞出两条大鱼提到厨房。

坐了好一会儿，吃饭的人们陆续从饭厅出来，大多是退了休的老太太。先是一胖一瘦两个老太太在那里为十元钱拉拉扯扯，一个要给，一个不收，“我请你的嘛！”“不行，不行，哪能不给钱！”于是两人把一张10元的票子在桌子上丢来丢去。那瘦的到底没有收那胖的钱，那胖的笑着说：“我不想在这里跟你争来争去。”便把钱收了起来。

这种争着付账的情况，在过去中国的社会交往中是常见的。过去茶馆也有这种习惯，在李劼人的《暴风雨前》和《大波》里边，沙汀的《在其香居茶馆里》，都有“喊茶钱”的描述。在餐馆里也可以发现这种情形。这种习惯至少在晚清民国时期就能看到，到了今天仍然存在，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一个方式。也不仅仅是成都或者四川的习惯，整个中国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。别人为你付账，你为别人付账，是表现紧密关系的一种润滑剂。当然在现在的中国，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，开始各付各账的办法。不过，在朋友之间、亲戚之间，这种各自付账的方法并不流行。不过在退休老人的定期聚会中，各付各的账倒是常见的，因为老人们主要靠退休金生活，收入有限，当然不得不量入为出，这种付账形式大家都没有负担。

接着出来更多的老太太，看来是从一个单位退休的，有人说“下星期二来早点占地方”，另一人说“那我们就下星期二在这里碰头”。看来这一拨老太太是定期聚会。

陆续吃饭的都出来了，有的嚷着：“好热，出来还凉快点。”有的便坐在桌子周围，又玩起麻将来，一边还摆着龙门阵。一些人却慢慢走出园子，嘴里说“先去照相”。在亭子里那桌边打麻将，聊得也很热闹，我听她们说某人的女儿学习很努力，考上了一所美国大学的研究生。

这天天气闷热，不过环境不错，但坐着喝茶仍然觉得热。回廊沿墙放着三台电扇，呼呼吹着，但许多人仍扇着扇子。园内地上还放了不少盆景，门口树下还有两桌在喝茶打麻将。

在那里我约莫坐了一个钟头。从大慈庄茶园出来，接着去同在大慈寺内的文博大茶园。在大慈寺的门口有一个大牌子，写着押韵的顺口溜：

文博大茶苑，

直走后花园，

环境也优美，

茶好饭菜鲜，

服务也周全。

欢迎：会议、聚友、休闲、包餐，棋牌免费。

但是在茶馆内又挂着“文博大茶园”，看来“茶苑”和“茶园”茶馆自己也是在混用，我在这里还是统一用“茶园”。

这的确是一个大茶园，里外都古色古香。高高的石阶上，园内的树下，摆满了竹椅、木桌。

这是一个有三个大厅、三套院的古园。大厅内阴凉，园内也有树荫覆盖。第一个大厅有一半作文物、字画展览和出售，一半用作茶馆。

文博大茶园里边也有不少麻将桌，很多人在打麻将。有些放麻将的桌子空着的，应该是打麻将的人吃饭去了。有些茶客就直接在茶馆吃饭了，从桌子上的碗碟来看，吃得还蛮丰富的。而且天气热，不少客人干脆把上衣也脱了。茶馆是一个“自由的世界”，此话真的不假。

文博大茶园的露天部分，搭有竹棚，上面有绿色的藤蔓，既美化环境，也可以遮阴；既透气，又不晒太阳，也是茶客们喜欢坐的地方。这里有些客人也是赤膊。

文博大茶园的一角，可以看到墙上挂着国画，有一个画商在这里卖画，也给茶客提供了一个欣赏国画的机会。没有人买画的时候，画商就坐在这里喝茶，这个生意倒是做得很惬意。

第二个厅里不像一般茶馆椅子围着桌子，而是竹椅子排成行，一根柱子上挂了一面红旗子，上面写有“成都老年体协活动中心”，许多老太太、老头子在那里。还有几个手拿大红、大黄扇子的老太太在切磋舞蹈。

我在园子里寻一空桌坐下，不一会儿，便听见大厅里整齐大声地唱起了“社会主义好……”的流行革命歌曲，然后是若干年前流行的“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来相会……”随后，录音机里响起了欢快的舞曲。从我坐的地方，可看见十几个老太太，好像也有一两个稍年轻的，在那里跳了起来，并舞着红绸，立即招来一些人围观。接着是独唱黄梅戏“牛郎织女”，然后是合唱“唱支山歌给党听”。各种歌舞持续了一个多小时。后来我发现，她们中四五十岁的也有不少。

听着她们唱这些老歌，大都是过去传统的革命歌曲，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很多年了，新歌也不少，为什么她们还唱这些老歌？我想这些歌曲是和她们的青春联系在一起的，她们年轻的时候就唱的这些歌，跳的这些舞，现在年老了，这种青春的记忆已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另外，新的歌曲对她们来说，可能很难像年轻人那样很快地接受和在她们中间流行。

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就是参加这些唱歌跳舞的都是女性的老年人，而在旁边看的倒是老头子多。为什么老年妇女更活跃地参加公共生活？在晚清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，去庙中烧香的也是以妇女为多，特别是老年妇女。现在退休后的老年人，男女也可能是不同的爱好，比如说男性老人对社交的渴望不像女人那么强烈，他们也可能去下象棋、打扑克、钓鱼或者参加其他的娱乐活动。女性的选择则小一些，那么在公共场所唱歌跳舞，可能就是她们不多的可以坚持下来的几项活动之一。

最里面的（即第三个）大院，我见有些人在打麻将，有些在看报纸，有个光膀子的人仰头躺在竹椅上睡觉。一个四五十岁的瘦男人，手里拿着一个金属夹，打得当当响，在桌子间穿梭。他是掏耳朵的师傅，还招揽到一些生意。看起来他与堂倌也很熟，在给一个顾客掏耳朵后，拿着一张大票子去找掺茶师傅换小钱。没有生意时，便与堂倌坐在一桌喝茶。

当挖耳师从我旁边走过，我叫住他，问挖耳多少钱？答4元。我说给你4元，不挖耳，我们摆摆龙门阵。这时生意清淡，他看起来很乐意聊天，说不要钱，他便坐下来，我担心聊天可能要耽误他的生意，所以还是给了他钱。

他说已在此掏耳朵九年了，从开始的1.5元，涨到现在的4元，不过老人一般3元。最长掏10分钟，最短只几分钟。干这行不需办营业许可证，但每月要交给茶馆200元。每月5日交，他说从未拖延过。大慈寺内各茶馆都是他的口岸，若其他人来做这个生意，将被茶馆赶走。

一个月他大约可挣600-700元，扣除交茶馆的200元，每个月可剩500-600元。他妻子在茶馆擦鞋，一元一双，一月也可挣500-600元。

他现年五十多岁，17岁随父亲学这门手艺，先是在理发店谋生。他家在距成都大约二十公里左右的双流县（目前已经成为成都的一个区了），每天骑摩托来成都。因外县摩托不让进城，先把车放在二环路他姐姐家，然后走到大慈寺。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在茶馆掏耳朵（茶馆营业时间是8:30-17:30），中饭外出吃稀饭馒头，两人只需要花1.5元，泡菜免费，进大慈寺也不用买门票（门票一元），因为门房认得他夫妻。

他的工具有五种，一只大铁夹是他的“招牌”，招揽生意时便拨弄它出声；二是刀子，细长，有柄，他说是耳洞有汗毛挡住视线，需要用刀子先去毛；三是“启子”，为一薄薄的细铜片，用它刮耳壁，可以给人以舒服感觉，这是最重要的工具；四是小夹子，用它把耳屎夹出；最后一个工具是一小毛刷，用鹅毛做成，最后掏完后，便用其把耳轮里的残渣扫干净。他说备齐这套工具约需40-50元。一些由自己做，一些在铁匠铺订做。

我问他顾客是否讲价，答要讲的，他的底线是3元。问是否有人掏了耳朵不给钱，答也遇到过，但不经常。一次给三个小伙子掏，其中一个说没有掏舒服，三个人都不给钱，先是吵，后拉扯起来。他气得掀翻了桌子，打烂了三副盖碗茶具。后在茶馆的其他人帮助下，把三人扭送到附近的派出所。派出所令他们付掏耳朵费12元，赔三副茶碗约8元，共约20元。他在府南河边的茶馆也遇过类似事情，也由派出所令付钱了事。

他说有时茶馆老板和堂倌也请他掏耳朵，他只收3元。

下午四五点这里生意不好后，他便移师府南河边的茶馆。那里的茶馆不用交钱，因此在那里揽生意的同行比较多。府南河边到了晚上很凉快，吸引很多的人在河边茶馆坐坐，特别是那些晚饭以后出来聚会和散步的人。那么要掏耳朵的客人自然也多一些。

他说1970年代中期之前，喝碗茶仅5分钱，挖耳是1角5。茶馆没有私营的，都属于“单位”经营的，像公园、戏院、电影院、老人协会等，但60岁以下的不让进茶馆。根据我个人的记忆，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，其实他的年纪也不大，可能这个说法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。我小时候，父母带去逛公园的时候，也是经常到茶馆的。

我们谈到那些在大厅里面唱歌跳舞的老太太，他告诉我，她们每周三在此操练，她们喝茶是2.5元一人。打麻将是每人3元的茶钱，一桌4人12元；但麻将的桌面（即四面有口袋的桌布）和租借麻将牌共8元，玩半天四个人花20元；若玩一天，则23元。

我问是否常见人吃茶不给钱，答曰是的。一般是泡茶时付钱，但有些人泡茶后对堂倌说过一会儿付，打麻将的却称一会儿谁输谁付。有些人喝完茶后，便丢几个空烟盒在桌子上，貌似还有东西在桌上，然后一个接一个溜出去小便，就再不回来了。遇到这种情况，茶馆也毫无办法，只好认栽。

也有集体逃茶钱的，那损失就更大。有一次一个工厂的工人在此聚会，许多是下岗工人。泡茶时说一会儿人到齐了一起算茶钱，一共泡了三百多碗茶，但只收到一半的茶钱，半数人喝茶后没付费即开溜了。

挖耳师的两个儿子今天也在茶馆里玩，一个读小学三年级，一个读初中。说是都已经放假，家里没有人照看，故带在身边。我问他是否让儿子继承父业，显然他没有这个打算，觉得掏耳朵这个行当并不是很有前途的谋生之道。他计划大儿子再大些便送去学修汽车，他家住的地方口岸很好，开个修车铺生意一定不错。

这个掏耳朵的师傅头脑非常清楚，对自己的下一代也有明确的计划和安排。他自己的处境不是非常好，并不满足现在的处境，所以对下一代还是有憧憬的。显然他干这一行，也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职业，对他来说，掏耳朵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
两个儿子和他老婆就坐在不远的一个茶桌旁，小儿子过来几次，似乎对我和他爹的谈话很感兴趣，但都被他赶走了。有一次他借口说是有耳屎，请爹帮他掏，但他把工具给儿子，打发他去叫他妈帮助掏。 看来这位掏耳朵师傅也很享受和我的聊天，分享他的经历，不想被小儿子来打扰。

我问是否教有徒弟，他说教了他小舅子这门手艺，在府南河一带谋生。按照他的说法，这门手艺大约要一年才能出师。

我们聊到他家里的状况。他家承包了7亩田，都种水稻，田里的活不是太多，即使是收割忙季，也只用三天。他父母尚在，帮助照管田地及家畜。家里养有鸡二十余，鸭二十余，猪年出栏二十余，另还养有一头牛，经常卖鸡蛋。每年田里的出产加副业，可收入1万，加上夫妻俩挖耳擦鞋，可以挣六七千元。这样，年收入1.6万-1.7万的样子，年支出1万左右，所剩便存入银行。

我觉得他每天从城外到城里来谋生，还是比较辛苦的。但是比起在农村种田，要轻松得多，而且可以增加不少收入。他的状况比一般的农民工要好，因为他和他老婆能够在一起还带着小孩，这样一家人在一起，他的小孩也没有成为留守儿童，这种情况在农民工中间是不多的。而且在农忙的时候，他还可以随时回家帮助务农。父母有了病痛，还可以随时照顾。

当然这样也不是没有代价的，比如说两个小孩整个夏天放假的时候就待在茶馆里，缺乏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。其实我们知道，中国的小孩在暑假都需要做不少的作业，有条件的家长还会请辅导老师，或者把小孩送到暑期班。而他们的小孩就在这个嘈杂的环境里，度过了整个夏天。从小在茶馆这种复杂的环境、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长时间地逗留，过早地接触社会，了解他们不应该了解的东西，不一定有利于他们的成长。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些担心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相反的例子：小孩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下长大，看着他们的父母如此辛苦地挣钱，把他们抚养大，可能比那些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小孩更懂事，更有奋斗精神。

王笛

责编 邢人俨